此诗作于1931年早春，其时正值冬春交替之节令。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呈现出一派万千林木被霜染红，烂漫盛开之景。虽有寒意却处处给人有温暖如春之感，诗人笔下根据地的冬天生机盎然，就在这勃勃向上的画面中，冬日正义的肃杀之气正严阵以待。因为就在此时，在1930年的岁尾，蒋介石调集约十万大军以伪江西省主席、国民党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官，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。此诗前二行正艺术地集中再现了当时的处境以及士气高昂之情。

　　红军战士不仅仅是一腔怒火冲云端，而且为保卫家园在伟大舵手的亲自指挥下沉着迎战。在诗中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句中生动凝炼地再现了战斗场面，虽未正面详细描写激战情况，但诗人凌云健笔先点出龙冈大雾，暗示给读者一种毛主席一贯的“诱敌深入”伏击之的战略战术，然后是战士的欢呼声，最后进抵战局之结果，并干干脆脆地用一个具体细节指明活捉敌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，犹如王昌龄的“已报生擒吐谷浑”。而当时的情形也的确如此，毛主席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一、三两个军团，共四万人，先是后撤，于12月下旬将敌军先头部队诱至根据地中部，紧接着于1930年最后一天在龙冈作伏击歼敌之战，结果一举击溃敌军并活捉张辉瓒及敌部九千人。新年伊始，再度乘胜攻击，至1931年1月3日，共歼敌军一半以上。迎来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

　　本诗上半阕是诗人喜闻龙冈之战大捷的当晚一气写成的，第三句原为“唤起工农千百万”，而后在次年春，当诗人闻敌人将结集更大兵力作第二次大“围剿”时，心潮起伏，英迈难平，遂一气补写出整首诗的下半阕。完稿后，毛泽东发现上下两阕都有“唤起工农千百万”之句，便将上半阕的第三句改为“雾满龙冈千嶂暗”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此诗上半阕写作战的胜利，下半阕却是再发雄音以表第二次迎战之决心。

　　序幕一揭，国民党又以双倍兵力卷土重来，滚滚狼烟遮没了半个天空，真有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势，面对重兵来犯，如何迎敌，诗人仍然满怀信心，运筹帷幄，最后三句一口气豪迈道出：“唤起千百万劳苦大众齐心协力奋勇向前，那时红旗就会插遍整个中国”，同时也表明作者一贯的思想：放手发动群众，人民战争、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等等。

　　最后一行，诗人活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，在他眼里，共工是胜利者，是敢于革命的英雄，共工以头触山就比喻为红军将士最终将推翻蒋家王朝，毛主席不愧为一位有预见性的诗人，他在最艰苦的岁月已看到遥远的胜利的曙光。犹如一位美国诗人庞德所说，真正的“诗人是一个种族触角。”唯有这样的诗人才有最灵敏的触须，才有预见性，才可能比所有人提前预感到自己民族的欢乐、胜利、痛苦、悲哀、不幸及灾难。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诗人，他已感觉到了这一切，胜利只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
　　此词中出现了两组“红“字词组：”红烂漫“”红旗乱“。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，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，此时已进入冬季，是万木萧条的日子，应该不会出现“万木霜天红烂漫”的情景，但在这里毛主席着意讴歌的不是山河形胜而是人和。小试牛刀即以弱胜强，以寡敌众，使他看到了“红色”的希望，他的喜悦之情当难以言表，没有什么再好的词语能够帮助他表述这份成功的快乐，惟有“红烂漫”才足以把他在取得胜利后的欢欣之情浓缩于霜天中的万木。

　　目睹胜利了的红军将士在龙冈的重山叠岭之下，挥舞红旗，欢庆胜利。毛主席想到了三千年前那位“与颛顼争为帝，怒而触不周之山”的氏族首领共工氏，在他眼中,被唤起的千百万工农群众，每一个人都成了能使得“天柱折，地维绝”的大英雄，这些大英雄们将与他一道砸碎黑色锁链，建立红色政权。如果说这是他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，那么后来也正是他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，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家王朝，建立了新中国。

　　作为赋梅赠人之作，词中的白梅与词题上的被赠者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：品格的联系或者身世的联系。好在梅花的品格与它的身世，在词人眼中本有因果联系；而余叔良的籍籍无名，似也可以让读者生发“品、运似白梅”的联想。这样，一首以咏白梅为中心的咏物词，就有了人事寄托的袅袅余味。

　　上片由景入情再入理，写白梅冒雪开放的情态和词人对梅花这一“行为”的看法。起韵重笔描写梅花的凌寒冒雪开放的情景：在白雪飘零的时候，被冬日的寒风早晚不停地吹拂的白梅，已经悄悄开放。在扎眼的白雪中，人们几乎看不见它的花朵，但是却呼吸到了它的横路暗香。在接韵中，作者忍不住要揣测这种肯于凌寒开放的梅花的心思，觉得它是为争先迎接春天而不惜在一年最寒冷的时候绽放于枝头。三韵是作者对它的行为加以叹息：现在毕竟是一年的花事已经结束的时候，梅花因为要早，却反而成了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花朵。这样的叹息，不仅是为“心高命薄”的梅花而发，而且也寄寓着他对于人事因缘的深刻体会。

　　下片更集中地表达词人对于“浑冷淡”的白梅的幽恨。在这种幽恨当中，不仅打入了词人自己的生命体验，也打入了词人对友人冷落不遇的真诚理解。过片语气突然一转，说这具有“雪霜姿”的白梅，在将开未开时也不一定全是似雪如霜的白色。那么它那时又是怎样的颜色呢？接韵就回答这个潜在的问题。它曾像“粉面朱唇”的美人一样，有着一点儿胭脂之色。言外之意是，等到完全开放(花冠遮住了花萼)，却成了浑然的白色。白梅从未开到开放的颜色变化，不仅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真实记录，更在于表达了作者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”的痛惜之情。结韵故意对这清冷素淡的高雅梅花致以“微词”：你既如此素雅脱俗，就莫怪世人不欣赏你。这样的反话，道尽了情深若浅，钟情若恨的复杂心理矛盾。作者对于白梅这一自然物下这样的重辞，表明他早已将它当成了某种人品、某种人的命运的象征。这样的人品和命运，既然引发了他不醉酒就无以摆脱的愁情，醉了酒也不能摆脱的幽恨，显然是包括了他对自己的人品和命运之看法的。作者最后将这首词寄给了余叔良，也许余叔良也是一个自感冷淡不遇的幽人，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向他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安慰。

　　词的上阕看似平淡，然而有些地方也颇见精巧。如首句的“隔”字，既交代了室内枕屏、薰炉与绣帷间的位置，更使人生出一种人去楼空、远隔天涯的联想。第三句，杏花明月用来作为春秋季节的特征，并且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它们人的感知，点明只有杏花明月深知作者的相思之苦。这样写，的确为词的意境增添了一分落寞与惆怅。

　　词的下阕构意佳妙。代为设想爱姬已逝，却不愿信其逝，故着一问句，愈见其恍惚哀恸之态。下面两句更妙，旧日的欢情只有在新梦中重现，正当缠绵悱恻之际，忽然醒来，惟有“枕障薰炉隔绣帷”，此时的悲哀之情可想而知。但作者到此意犹未足，再着力添上一笔，醒来之时，正值黄昏，画帘低垂，雨声沥沥，真是到了“此恨绵绵无绝期”的境界。古人曾说，词起结最难，而结尤难于起，如这首词的结句，不仅为全词增添了画意诗情，并且给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余地，真是所谓词家本色，故能打动悼亡者之心。

　　纵观全词，词的上片先写悼亡、相思之情，枕障、薰炉、绣帷依然如故，但物在人非。面对有情之物，悼亡之人仿佛看到了昔日爱姬。遐想当年，他与爱姬情之融融，爱之切切。深情所系，爱姬逝去的两年之中，每日情思袅袅，过往的回忆使他无法忘怀，不禁邀请春花、明月与之共语。因这情，花知、月知、天知、地知，如此深切的感情确实哀婉动人。下片写梦中相会，情到深处，悼亡人竟不信爱姬已逝，上天入地苦苦寻觅，但都成空，只好在梦乡重温旧情，而这往日的欢乐，又仿佛别添几分新鲜。这新鲜，是经年之后爱情的一种升华。全词写得真切、自然、哀婉动人。

　　本词通过描写羁旅者中宵酒醒的情景，抒写了词人的离愁和他对情人的相思。

　　上片写孤眠惊梦的情事，语极浑成，造境凄清。

　　“昨宵里恁和衣睡，今宵里又恁和衣睡。”开头二句从“今宵”联系到“昨宵”，说前一个夜里是这样和衣而睡，当天夜里又这样和衣而睡。连写两夜，而景况如一，从羁旅生活中选择“和衣睡”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，写尽了游子苦辛和孤眠滋味。两句纯用口语，几乎逐字重复，于次句着一“又”字，传达出一种因生活单调腻味而极不耐烦的情绪。

　　“小饮归来，初更过，醺醺醉。”三句倒插，写入睡之前，先喝过一阵闷酒。“小饮”，可见未尽兴，因为客中独酌毫无意趣可言。但一饮饮到“初更过”，又可见有许多愁闷待酒消遣，独饮虽无意兴，仍是醉醺醺归来。“醺醺醉”三字，既承上说明了何以和衣而睡的原因，又为下面写追寻梦境伏笔。

　　“中夜后、何事还惊起？霜天冷，风细细，触疏窗、闪闪灯摇曳。”用设问的语气，便加强了表情作用，使读者感到梦醒人的满腔幽怨。“霜天冷，风细细”是其肤觉感受；“闪闪灯摇曳”则是其视觉感受。

　　过片撇开景语，继惊梦写孤眠寂寞的心情。

　　“空床展转重追想，云雨梦、任攲枕难继。”主人公此时展转反侧不能成眠，想要重温旧梦，而不复可得。“重追想”三字对上片所略过的情事作了补充，原来醉归后短暂的一觉中，他曾做上一个好梦，与情人同衾共枕、备极欢洽。此处作者用反衬手法，梦越好，越显得梦醒后的可悲。相思情切与好梦难继成了尖锐的矛盾。

　　“寸心万绪，咫尺千里。”紧接两个对句就极写这种复杂的心绪，每一句中又有强烈对比：“寸心”对“万绪”写出其感情负荷之沉重难堪：“咫尺”对“千里”则表现出梦见而醒失之的无限惆怅。

　　“好景良天，彼此，空有相怜意，未有相怜计。”此处一气蝉联，谓彼此天各一方，空怀相思之情而无计相就，辜负如此良宵。所谓“好景良天”，也就是“良辰美景虚设”之省言。“彼此”二字读断，更能产生“人成各，今非昨”的意味。全词至此，由写一已的相思而牵连到对方同样难堪的处境，意蕴便更深入一层。“空有相怜意，未有相怜计”两句意思对照，但只更换首尾二字，且于尾字用韵。由于数字相同，则更换的字特别是作韵脚的末一字大为突出，“有意”、“无计”的内心矛盾由此得到强调。结尾巧用重复修辞的手法，前后照应，层次丰富，而意境浑然，颇耐人寻味。

　　全词通篇从睡前、睡梦、醒后几方面描述，有倒插、有伏笔、有补笔，前后照应；从一已相思写起，以彼此相思作结，飞扬灵动，层次清晰，清新质朴，凝炼生动。

　　柳永由秋日枯荷、荷塘彩虹，想起了曹植在《洛神赋》里所描写的荷花盛开的夏日荷塘里洛神宓妃戏水游泳，以及银河鹊桥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来。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行动轻盈像飞鸟一样，在水波上细步行走，脚下升起蒙蒙水雾；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体态轻盈柔美像受惊后翩翩飞起的鸿雁，身体健美柔曲像腾空嬉戏的游龙。这美轮美奂景致已成旧恨，赋写这景致的诗人已作古，只留下“媚魂香信”“密锁瑶宫”了。

　　最后“漫劳倦”的词人发问道：“奈何不逐东风”？水仙已去，情景犹在，为何不像曹植那样翻山越岭，上下追踪，寻找洛神遗留下的足迹呢？词人知道，《洛神赋》只不过是曹植所作的一场清梦，一种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。词人之所以最后“质疑问难”，实质是词人的一种幻灭哀伤的徒然发泄与哀叹而已。

　　划动船桨，高大的画船随着波浪似箭飞奔，隔岸荷塘上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，枯荷占尽秋色。想起了曹植《洛神赋》中的“灼若芙蕖出渌波”句子来，好像水仙洛神宓妃在那夏日的荷塘里戏水游泳，又似牛郎织女相逢在银河的鹊桥之上。水仙轻薄如同鲛丝吐雾的上衣，在阵阵轻风中随风飘动，细腰无力更显得柔弱倦怠。

　　眼前，在这满目枯荷的秋日的池塘里，那“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”的美轮美奂已成旧恨，赋写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的诗人已不复存在。料想艳丽的水仙洛神宓妃以及曹植赠与她的信物玉佩，还静默地深锁于瑶宫里吧。游人徒然疲劳，为何不像曹植那样翻山越岭，上下追踪，寻找洛神遗留下的足迹呢？

　   宋廷南迁，围绕定都问题，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。

　　建炎三年（1129）二月，帝在镇江。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，帝召从臣问计，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，主张逃往杭州。高宗畏敌如虎，此话正中下怀。张邵上疏曰：“今纵未能遽争中原，宜进都金陵，因江、淮、蜀、汉、闽、广之资，以图恢复。”帝不听，去了杭州。绍兴六年（1136）七月，张浚上奏曰：“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（即金陵），实为中兴根本，且使人主居此，北望中原，常怀愤惕，不敢暇逸。而临安（即杭州）僻在一隅，内则易生玩肆，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，系中原之心。请临建康，抚三军，以图恢复。”这一回因形势好转，即于次年移跸金陵。但八年回杭州。张守谏曰：“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，气象雄伟，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，依险阻以捍御强敌。陛下席未及暖，今又巡幸，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，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。愿少安于此，以系中原民心。”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，执意定都杭州。同年，宋金签订了“绍兴和议”，自此南宋都定临安。（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三《南迁定都》）康与之此词，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。名曰“怀古”，实是“伤今”，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。

　　上阕思接千载，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。金陵群山屏障，大江横陈，是东南形胜之地，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，历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六朝为帝王之宅，豪华竞逐，盛极一时。起二句，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，以先声夺人。“龙蟠虎踞”四字用典，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，睹金陵（时称秣陵）山阜，有“钟山龙蟠，石头虎踞”之见，见《太平御览。州郡部。叙京都》引晋张勃《吴录》。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，可谓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然而，宇宙无穷，山川长在；盈虚有数，人事不居。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。随着政权更迭，国都无移，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。“缥凤”二句，情绪陡落千丈，与后蜀欧阳炯《江城子》（晚日金陵岸草平）之所谓“六代繁华，暗逐逝波声”、“北宋王安石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”同一感慨。由字面可看出，明显是化用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诗：“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”缥凤，淡清色的凤鸟。凤凰台，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（439），有三鸟翔集于此，状如孔雀，五色文彩，鸣声谐和，众鸟群至，遂筑此台以纪其瑞。见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·江南东道·升州·江宁县》。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，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等名句，局部返观为整体，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，当年“豪华”之盛，今日萧瑟之衰，种种画面遂一而过。且“龙蟠虎踞”云云以“山”起，“台空江流”云云以“水结”针缕亦极周到。

　　题面“金陵怀古”之意，上阕四句已足。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“发思古之幽情”，为“怀古”而“怀古”，“怀古”的目的是为了“伤今”，故下阕即转入此旨。“下临”二句，视通万里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。“全楚地”，语见唐刘长卿《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》诗“云横全楚地”，泛指长江中游地区。春秋战国时，此系楚国的腹地，故云。“包举”，包抄而攻取。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，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。按当时军事方略，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，可于长江中、下游两路出兵，一路自鄂州（今武汉市一带）出荆襄，直趋河路；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，迂回山东。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，攻取关陕，三路进击，则尤佳。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，见识卓越前引张邵、张浚、张守之奏议，与康与之此词，或为政治家之言论，或为文学家之笔墨，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、民心。南宋爱国词，与民族、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。行文至此，词情再度振起。可是，“事无两样人心别”（辛弃疾《虞美人。同父见和再用前韵》），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。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，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，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。

　　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，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。“可惜草连天，晴郊狐兔眠！”一声长吁，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。作为南宋臣民，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，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，南宋统治者的胆识，在六朝之下！东晋以迄梁陈，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，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，与北方抗衡，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。

　　此词的特点是，上下八句，两两相形，共分为四个层次，呈现为“扬——抑——扬——抑”的大起大落，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。

　　由起句的“龙蟠虎踞”到收句的“狐卧兔眠”，两组意象遥遥相对，亦是匠心所在。其意盖从北周庚信《哀江南赋》“昔之虎踞龙盘，加以黄旗紫气，莫不随狐兔而窟穴，与风尘而殄瘁”云云化出，更为简洁。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，却成为狐兔之乐园，此情此景，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，不必更着一字，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。